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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伦说，即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包含着人际间的温馨、理解和信任，包含着发乎人心的骨肉之情，讲究的是情理和人际关系的对称性、和谐性。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文盲也可能有智慧。他就是信广来，是倪德卫（David Nivison）的学生，第一个获得长期聘约的中国哲学教授。

假如是个人的，则表示我有一些存在的感受，我不仅愿意跟各位分享，而且，我觉得我的观点可以有公共性，有透明度，并且有信赖度。它的逻辑很明确：如果不能量化，看不到、摸不到，就不是科学。另外，一般讲起来，哲学只是在哲学系算专业，但我今天讲得比较宽，可以说是对哲学的感受。他哲学的造诣很高，也有行政才能，没有多久就变成学生部的部长，后来离开柏克莱到多伦多去做副校长。同时，我还认为这些看法可以被别人批评，比如赞成或反对这种看法，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启发。

要把现实和理想分开，它在这个世界之中，但它的理想与这个世界有很大距离。如果接受现代人对王阳明的批评，认为如果他懂现代意义下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例如培根发展的经验科学），他就不会走上这条弯路。根据历史记载，在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先人们已对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肯定。

孔子关于仁者，人也（《中庸·二十章》）的仁学的创立和提出，并不是孔子偶尔所发，并不是他无所依傍的奇想，而是在对中国古代国家所保留的氏族血亲之爱自然感情基础上作出的理论上的升华。如果像殷纣王一样，只顾贪图自己的安逸，那么民众就会诅咒你，反对你，离你而去。正因为如此，古代民本思想必然被封建国家所传承，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家统治者不会把自己的血族成员作奴隶看待，如同对被征服的异族一样实行奴役统治，广大的血亲氏族成员也不会仅把君主和国家执政者看作自己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更多的是把君主看作自己的家长，看作本家族利益的维护者。

同样，上天智慧，来自民众智慧。周王朝同殷商一样，把民作为国家的根基，提出治国必须当于民监。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为近代人本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凭借，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内在的发展关系，溯其思想渊源，明清之际的民本主义可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找到它最初发生的源头。上天所听，来自民众所听。但问题在于，当政者这种自觉政治意识不可能从奴隶社会制度本身产生，更不是当政者的自发所生，这种政治自觉意识必有其他的深刻历史背景。宋代杨万里从对历史的检讨中得出结论：古之君子，以其所难者，先身而后民，以其所利者，先民而后身。

（《管子·治国》）富民与否，这是王、霸的分界线，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时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所建立的国家是与氏族血缘无关联的城邦。国家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君权即父权，君主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最大的家长即君父。周人认为重民、爱民，即是保民，也是裕民。

（《包孝肃奏议·乞不用赃吏》）贪官而被民唾弃的事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此家国同构的国家中，虽然血缘氏族内部存在着亲疏区别，但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被血缘关系所掩盖。

溯其根源，这就是最终根源。在此条件下，作为氏族首领的家长对其子民负有关爱和护养的责任，当然子民对于家长也有孝亲的义务，因此，氏族内部形成了一种互爱和谐关系。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所透析的人本思想即是这一转变的标志。城邦强调的是公民的集体治权，公民大会则是公民集体的最高治权。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训告庶民时说：设中于乃心，中作帝王意志用，中是要把小民放在心中，表示王者对小民的关怀之意。综上所述，发端于夏而成于商的民本主张，至周代已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颇有时代意义的国家的政治理念。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管子·牧民》）他认为顺民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予民以实惠，简言之是富民，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从考古挖掘中虽然发现有奴隶陪葬的现象，但大多是奴隶的代葬品的木俑和陶俑，并不是真正的奴隶本身。

世界历史一再表明，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所走的路径是不同的。但对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奴隶制不发达，特别是为什么会出现民本思想的原因，并未深究。

同样，中国古代独有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结成的五伦关系，社会被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的纱幕所笼罩，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亲亲和尊尊的宗法联系。《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即照镜子之意，在治理国家中要把民众当作一面镜子，时时相照。

氏族血缘关系引发的关爱父母、兄弟、姊妹的血亲之爱必然带到和移植到国家的管理，国是一个大家，氏族通过分封的形式与地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血缘氏族与地域相结合的新的社会政治单位。又说：事亲，事之本也，（《孟子·离娄上》）仁者爱人。对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生态真实的存在，《尚书·五子之歌》作出了如实的记载。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粱惠王上》即是从施由亲始即由近及远的血缘演化出来的。

殷商覆亡，周王朝继起。所谓利民为本，说到底也就是以民为本。

民犹之水，统治者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舟。有训是指皇祖关于敬民、重民、爱民的教训。

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君与民易位了，君主不再是压迫人民的最高统治者，相反的它由主转为客了，客从主便，君主要服从主人即人民的意志，作主人的公仆。其他的贵族议事会、各级行政、军事主管等部门，都隶属公民大会，希腊不存在无公民大会的城邦。

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则与古代西方不同，氏族血缘关系不仅未打破和解体，相反的却被保留，国家直接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国在家中，家国同构。《尚书·五子之歌》所描述的夏王朝的政治生态，正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发端，深刻影响着后世几千年。这种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决定了古代的中国先人不像古代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注重个体的权利，不像他们那样关注个体能力施展和发挥的选举，不像他们那样关注民主诉求的公民大会。（《孟子·尽心下》）在民众、社稷（国家）、君主（统治者）三者关系中，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排出了其间的轻重关系。

可以这样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张，在周王朝已演进为国家的政治生态。不仅如此，他还说：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墨子·节用中》）爱民要出于忠诚，给民利要厚重。

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由此发端。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惟邦本的思想乃缘起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

如同任何一个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社会历史与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就带有那个社会与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体制处在瓦解中，近代资本主义由孕育萌芽已发展为历史的大势。